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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来说可以有两种电力优化布局手段:一是受区域内各省资源禀赋和负荷特性影响,电力平衡情况不同,可以通过跨省(区)调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,在更大范围内保证系统备用容量;二是在东部地区发展天然气电站作为调峰电源,以及其他多种调峰方式相结合,优化电源布局,提高燃煤机组效率,使燃煤机组尽可能运行在设计的高效率区,少参与调峰或不进行深度调峰,改善能源利用效率低的状况。
目前国内调峰措施仍不健全,蓄能储能相关的投资机制、经营模式和电价政策方面还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。通过增加调峰性能好的机组容量,使作为基荷的核电和随机性较强的风电、太阳能等电源更多地接入电网,提高清洁能源发电的份额,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,提高我国的能源安全程度,这也是优化电力布局的重要方式。考虑到环境和资源约束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、沿海的核电及新能源发展后发优势等,清洁能源电力布局也会带来新的挑战,比如,多大的新增成本,费用如何分摊,最优的投资路径是什么。进一步优化电源布局还涉及东西部平衡问题。东部要素成本、环境成本的提高将迫使高耗能产业向西部转移,东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资源流动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。在这一过程中,政府从政策上如何影响和把握转移的速度和规模,又如何在发展西部的同时保护西部生态环境?一方面,需要对东部地区的能源环境进行约束,预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耗与排放;另一方面,需要预测西部地区的增长和对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的要求。从这两个方面求得转移过程的潜力与空间范围,对东西部产业转移的不同情境展开分析。发达国家的清洁环境常常是以欠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为代价,是一个高耗能产业的转移过程。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型和环境治理中,欠发达的西部很可能为东部治理污染付出代价,即东部对西部的污染转移。政府需要尽量平衡污染转移过程,通过政策协调尽可能减少西部污染,需要更为审慎的顶层政策设计,梳理区域保护的国际上相关政策的成熟经验,通过可选的政策组合,在措施选择与路径设计上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。